“子畏于匡”两见于《论语》：“子畏于匡，曰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’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‘吾以女为死矣。’曰‘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’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学界对“子畏于匡”的解释，更多地集中于辨析“畏”的含义，但是对匡在于何地，尚未有定论；对“子畏于匡”的人文意义，亦少言及。本文结合《论语》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春秋左氏传》（简称《左传》）等经典，从文本的历史逻辑和地理脉络等方面，试申说之。
何为匡？两千年聚讼纷纭
最早对“子畏于匡”进行地理界定的是庄子：“孔子游于匡，宋人围之数匝，而弦歌不辍。”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延续到西汉末年，刘向也是直接确认“孔子之宋匡，简子将杀阳虎，孔子似之，甲士以围孔子之舍……”（《说苑·杂言》）。但是，早期对“子畏于匡”的地理定位，影响最大的却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因为司马迁的描述最详细：“将适陈，过匡，颜刻为仆，以其策指之曰：‘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’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阳虎。阳虎尝暴匡人，匡人于是遂止孔子。孔子状类阳虎，拘焉五日。颜渊后，子曰：‘吾以女为死矣。’颜渊曰：‘子在，回何敢死。’匡人拘孔子益急，弟子惧。孔子曰：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’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，然后得去。去即过蒲。月余，反乎卫。”司马迁的写作，往往留有很大的解释空间，这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说，匡为卫邑，但是“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，然后得去”，这句话引导了其后学者的注解。尤其是，郭象在《庄子集解》中，大胆地进行了诱导性引注，可以说直接修改了《庄子》的原文：在“孔子游于匡，宋人围之”文下，引司马彪注“宋当作卫。匡，卫邑也”。此后，围绕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论语》“子畏于匡”的解释大体被宋地说和卫地说平分，或者两说并存。
唐代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指出：“故匡城，在滑州匡城县西南十里。”而同时代的司马贞在《史记索隐》却说：“匡，宋邑也。”宋代对匡的考证，比较有代表性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一书，则是宋地和卫地两说并存。清代学者，以阎若璩和顾栋高为代表，力主卫地长垣说；而作为清代《论语》注解集大成者的刘宝楠，则认为毛奇龄《四书賸言》“甚近理”，倾向于匡为郑邑。他试图贯通杜注和《一统志》，将匡界定在新汲东北和扶沟西。同时，刘宝楠又特别强调《孔子世家》“谓夫子使从者臣于宁武子，然后得去，此传闻之误”。因为宁氏在献公世已灭。崔述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亦持相同结论。
现代学界对“子畏于匡”的界定，大体没有超出清代学者的解释视野。唯可注意者为钱穆的观点，略为相异。钱穆在《孔子传》中，首先否定了崔述的一个假设：畏匡与过宋似为一事（《洙泗考信录·卷三》），钱穆认为此乃“无据臆测，今不从”。进而，钱穆自己给出的结论比崔述的还要激进，他认为“畏于匡即是过蒲”。（钱穆：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）不仅全面否定了司马迁对孔子去卫、适陈，过匡、过蒲的论述，更是把汉代、宋代和清代关于“子畏于匡”的主要解释从根本上推翻了。不过，钱穆这个观点比他否定的崔述之假设更为大胆，推断过于跳跃，故本文暂不作为辨析对象。
“子畏于匡”的文本与地理考
“子畏于匡”究竟是卫地之匡，还是宋地之匡？我们首先可以通过与孔子时代有交叠的《左传》的记载来回溯，看是否有明确的线索。
匡作为地名，在《左传》中，主要出现在以下几处：
1、三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，盟于牡丘，遂次于匡。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。（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）
杜注：“匡，卫地，在陈留长垣县西南。”不过，江永《春秋地理考实》有进一步辨析：“长垣之匡，去徐甚远。考河南睢州西三十里有匡城其地属宋，次师或当在此。”
2、晋文公之季年，诸侯朝晋。卫成公不朝，使孔达侵郑，伐绵、訾，及匡。（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）
杜注：“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。”
3、八年春，晋侯使解扬归匡、戚之田于卫。（《左传·文公八年》）
杜注：“匡本卫邑，中属郑。”
4、夏，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匡，谋诸侯之从于楚者。（《左传·文公十一年》）
杜注：“承匡，宋地，在陈留襄邑县西。”
5、二月，公侵郑，取匡，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。（《左传·定公六年》）
杜注：“匡，郑地。取匡不书，归之晋。”
根据《左传》的记载和杜预注解，匡有三地，分别为卫地长垣、郑地新汲（扶沟）和宋地襄邑（睢州）。结合杨伯峻先生编的《春秋左传词典》，可以看出，在春秋时代，匡作为重要的历史地名，主要指两地：宋地（襄邑）匡，处于北方霸主齐国或晋国与南方霸主楚国争霸的前沿，宋地匡之北为宋、郑；之南为陈、徐。所以，北方诸侯霸主常相会于匡，谋楚。卫地匡，有时也被称为郑地匡，因为此地位于郑、卫交界，也是两国经常争夺的地方，晋国则处于调停和仲裁的霸主地位。相对而言，长垣之匡离卫都更近一些，其归属反映的是北方诸侯内部的矛盾。
根据宋地襄邑匡和卫地长垣匡在春秋南北争霸中的位置不同，我们可以简称襄邑匡为“南匡”，长垣匡为“北匡”。从地理上测算，从卫都到蒲距离六十公里左右，蒲到北匡六七公里，蒲到仪五十公里左右，仪到南匡五十公里左右；卫都到北匡预估六十六公里，到南匡预估一百六十公里。再根据上文的分析，阳虎暴匡之事，求之卫、宋，皆无可考，故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暂存，但是“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”，上文提及此点明确属于史实之误入，故删去。得到《孔子世家》文本顺序如下：“将适陈，过匡，……匡人于是遂止孔子。……拘焉五日。颜渊后……然后得去。去即过蒲。月余，反乎卫。”这里明显有一个文本呈现的内在脉络，即：将适陈，过匡，匡人围之，颜渊后入匡，匡围五日而解，离匡，过蒲，返卫，整个过程一个月有余。那么，我们结合文本脉络和地理位置分别带入北匡和南匡，比较卫地匡还是宋地匡更符合逻辑。
卫地长垣（北匡）说首先要解释的是将适陈是什么意思？根据《说文解字》“适”释为“之”，如果匡属于卫地，那就是将要出发到陈国去，所以将适陈，可以根据语境解释为刚出发去往陈国的阶段。匡人不认识孔子误以为阳虎，所以围困之，颜渊掉队后再来匡会合，围困五日，发现不是阳虎遂放行。孔子师徒一行，去匡过蒲，先后历经月余返回卫都。很明显，卫地（北匡）说存在不少逻辑漏洞。其一，如果匡在卫地，那么孔子居卫十月，访贤人，子贡也是在这个阶段拜入孔子门下的，那么作为卫地的匡人，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与卫国贤人相往来的孔子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与匡相距六七公里的蒲人在阻止孔子返卫时，对孔子身份认知就非常清楚。退一步而言，同在卫国境内，即使匡人不知道孔子的身份，那么也不至于五天才弄清楚孔子非阳虎。其二，如果匡在卫地，那么孔子师徒属于离开陈国刚出发不久的状态，“颜渊后”这一点殊为难解。因为刚出发的队伍，很难一开始就有成员掉队走散。其三，如果匡在卫地，那么孔子一行去匡过蒲，月余返卫，从地理位置上看更是说不通的。匡在蒲南，陈在卫的偏东南，也是在卫地蒲和匡的南方，那么适卫，不可能先过匡再过蒲，否则就是“今日适越而昔来”的悖论，而不仅仅是南辕北辙的问题。不过，此处即使按照去匡即折返卫都来解释，也很难讲清楚。因为根据上文预估，从卫都到匡六十多公里，按照春秋时一日三十里行程，考虑到孔子师徒出游，带有典籍，可以按照一日二十里行程预估，那么除去被围于匡五日，卫都到匡往返的路程大概也就在十余日，应该是二十日左右返卫，和月余的时间相差不少。
再来看，如果匡是宋地（南匡说），是否还存在上述悖论和逻辑问题。南匡位于宋郑边界靠东，大致相当于泓水的上游。从南匡无论是直接南下去陈国迁都后的宛丘（今河南淮阳），还是去陈国的旧都株野（今河南柘城，泓水之战发生在附近）都是很方便的。首先要解释的还是“将适陈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南匡属于宋地，是接近陈国，所以将适陈，可以根据语境解释为将要到达陈国的阶段。接下来看，几个关键节点是否能解释清楚。其一，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，围五日。南匡属宋，匡人当不知孔子居于卫访贤人；但又不十分确定其是否为阳虎，所以仅仅是围困之，并没有进一步的攻击行动。五日之围弄清楚孔子非阳虎，解围放行。这一点逻辑上是说得通的。其二，颜渊后，则正因为宋、卫两国，卫都和南匡距离远，从卫都到南匡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路程，其间颜渊如果落在后面再赶上来会合，是有可能的，也是比较正常的。其三，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注解“夫子由城东南角空而出”，走的应该是泓水上游古道。孔子和弟子经此“匡”围，可能并没有马上去陈国，而是选择了返回卫国。所以，才有过蒲，月余返卫之说。从卫都出发，到“匡”，半个月左右，加上“匡”围五日，以及过蒲返卫的回程，大概有三十七八天的时间，恰好称之为“月余”。《孔子世家》之所以特别点出蒲，估计是因为蒲地恰是孔子去卫、返卫的必经之地，所以后文又有“蒲之难”。而匡则不一定是孔子每次适陈的必经之路。例如，哀公年初，孔子师徒由卫至曹，再至宋，再至郑，进而由郑南下到卫，这个路线就没有过匡。
“子畏于匡”的人文意义
对“子畏于匡”的考论，理清其周游路线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孔子于周游途中，所展示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的从容，乃至孔子自身以及时代期许下逐渐形成的文化托命观。在“子畏于匡”的过程中，孔子的文化托命观体现得最为明显。其言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”这说明孔子很自觉地坚信斯文在兹，即道在兹，自己身负华夏文化传承之天命，匡人之围是不能违天害己的。孔子展示的这种从容，自“畏于匡”开始，几乎贯穿于削迹于卫、伐树于宋、厄于陈蔡等周游列国的各种困境之中。
如果说庄子之逍遥游为游于方外，那么孔子之游于艺则是游于方内。正是在周游的过程中，孔子这种承载斯文之道的天命观逐渐形成和强化。由此推之，仪封人请见事，应该在去卫过匡的途中。“仪封人请见。曰：‘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’从者见之。出曰：‘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’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钱穆先生推测，仪有两种可能：一为卫西北境的夷仪，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；或仪在卫西南，为孔子去卫过宋时过此。（钱穆：《孔子传》）从去卫过宋匡的地理路线看，应为后者；不过，此仪邑不一定属于卫国。从卫都出发，偏西南方向过蒲，再转向东南过仪，南下宋邑匡，此处仪地更接近开封，大体为宋郑两国交界附近。正如仪封人所言，虽然天下无道、礼崩乐坏，但是亦无须担忧夫子之失位或斯文之丧失，因为孔子承载天命将振木铎于天下，为天下制作法度。借仪封人之口，说明孔子周游必将使斯文周流四方，以行其教。这一点不仅在“子畏于匡”时得到了孔子的承认，而且在伐树于宋、厄于陈蔡时不断得到强化。
虽然孔子偶尔以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形容其游，但在面对接舆、长沮、桀溺之反对时，仍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和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发端于“子畏于匡”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、乐观达命的从容心气，不仅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不断强化，更是化为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。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德，不谓穷困而败节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）此之谓也。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中国，这也正是考辨“子畏于匡”的人文精神的意义所在。
（作者：白中林，系商务印书馆编审，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