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司法实践的长河中，每一起案件都是检验公平正义的试金石。对于聋哑人黄某而言，2023年那场耗时数月的劳务合同纠纷，不仅是一场讨薪之战，更是一次见证司法温度与法治力量的特殊历程。作为承办法官，合水法庭负责人代方莉全程参与了这场“无声的博弈”，在法理与情理的交织中，探寻让弱势群体“听得见”正义的路径。
代方莉在办公。
破局：当“举证不能”遇见司法担当
2023年6月，黄某在父亲陪同下走进法院时，手语比划间满是焦虑与无助。这位在某医院从事4个月电器设备安装维修工作的聋哑人，因未签订书面合同、缺乏费用结算凭证，面临被医院以“外包关系”推诿责任的困境。更棘手的是，黄某因举证困难、感叹维权无望，不愿预缴诉讼费用，决定放弃诉讼。
“谁主张谁举证”虽是诉讼基本原则，但面对特殊群体的现实困境，司法不能成为冰冷的程序机器。代方莉意识到，黄某对梁某、养护中心与医院之间的法律关系毫不知情，机械适用举证规则只会让其维权之路戛然而止。
代方莉在庭审。
主办法官代方莉主动向当事人释明法律、引导诉讼，避免聋哑人黄某因法律认知局限而放弃维权。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九条，将某养护中心、梁某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，既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，又通过查明法律关系厘清责任主体，实现程序效益最大化。通过“程序正义”与“实体正义”的双重保障，增强了群众对法治的信任感生动诠释了“司法为民”的宗旨。
为了查清事实，承办人多次前往医院实地调查，调阅合作协议、后勤人员分工表等材料，最终发现：养护中心虽为第三方入驻单位，但黄某的全部工作均在医院管理区域内完成，且梁某作为医院后勤负责人，邀请黄某提供劳务的行为属实。这一发现，为后续法律适用埋下关键伏笔。
定分：表见代理下的正义叩问
庭审中，医院反复强调“劳务外包，责任自负”，而黄某因听力障碍无法准确理解庭审流程和内容，只能通过父亲焦急的转述捕捉信息。这一过程中，他的父亲黄某某代为陈述，积极表达儿子黄某的想法；而法官代方莉也耐心解释，多次通过微信和电活的方式，向黄某及其家人释法明理，帮助原告维护权利。
法律适用的核心，在于对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精准把握。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，仍然实施代理行为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，代理行为有效。本案中，黄某作为善意相对人，基于梁某的医院后勤负责人身份、工作地点的特定性，有充分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医院。尽管医院与养护中心存在合作协议，但该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代方莉在庭审。
聋哑人黄某作为特殊群体，其权益保障直接反映社会治理的温度。法院通过司法程序的主动调整，不仅解决了个案纠纷，更向社会传递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法治理念，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“不让任何一个群体在法治建设中掉队”的价值追求。
经审理，认定梁某构成表见代理，其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某医院承担，并根据查明的劳务费金额判决某医院承担支付责任。
法槌敲响，这份判决不仅是对黄某4个月劳动的尊重，更是对“弱势群体权益不容推诿”的法治宣示。最终，黄某收到劳务费3175元，向承办法官表示致谢。
致远：从个案公正到治理启示
判决生效后，承办人代方莉没有止步于“案结”，而是持续跟进“事了”。考虑到黄某的特殊情况，多次约谈医院负责人，从企业社会责任、法治风险防控等角度展开沟通，最终促成劳务费全额支付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社会治理共性问题：弱势群体在劳动关系中的证据留存意识薄弱、用人单位对第三方用工的法律风险防控缺失。
回望这起案件，最动人的不是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，而是司法者对“人”的关注。通过司法裁判让“无声的劳动者”感受到公平正义，生动诠释了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目标。
“当我们主动跨越沟通障碍，用专业与温度为弱势群体架起维权桥梁时，法治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。”代方莉表示，司法为民，不仅是纸上的承诺，更是脚下的行动；公平正义，不仅要实现，更要以弱势群体“感受得到”的方式实现。
办案中。
案件结束后，代方莉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段启示：这起聋哑人讨薪案看似普通，却折射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深刻内涵——它既是人民法院践行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的鲜活样本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本质特征的生动注脚。当法治的温度与司法的力度在个案中交融，不仅能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获得感，更能凝聚起全社会对法治信仰的认同感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。
【记者手记】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征程中，每个司法个案都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仅是法律的尺度，更是社会的温度。愿每一次司法实践，都能成为点燃法治信仰的星火，让每个群体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前行。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蔡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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